何如璋到日本不久，就碰上棘手的琉球问题。琉球在明初臣服中国，五百年来，一直向中国朝贡。但自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便阻止琉球向中国朝贡，以致将琉球吞并。何如璋对此采取积极态度，他认为日本国力尚弱，内伏危机，估计它不敢开衅，主张据理力争。他于1878年5月29日（光绪四年四月二十八日）致书李鸿章说：“阻贡不已，必灭琉球；琉球既灭，行及朝鲜。否则，以我所难行，日事要求。听之，何以为国？拒之，是让一琉球，边衅究不能免。……他时日本一强，资以船炮，扰我边陲，台澎（台湾、澎湖）之间，将求一夕之安而不可得。是为台湾计，今日争之患犹纾，今日弃之患更深也。口舌相从，恐无了局。然无论作何结局，较之今日隐忍不言，犹为彼善于此”。可是胆小怕事、对外惯于“息事宁人”的李鸿章却复信说：“琉球朝贡，本无大利，若以威力相角，争小国区区之贡，务虚名而勤远略，非惟不暇，亦且无谓”。李鸿章这种态度，就是向何如璋泼冷水，要他就此罢休。但品性刚直、具有强烈爱国意识的何如璋仍据理力争，向日本外务省提出口头抗议。后来又以一个措词强硬的照会致送日本外务省，访问外务卿寺岛宗则。寺岛抓住其中“日本堂堂大国，谅不肯背邻交欺弱国，为此不信不义无情无理之事”，是“暴言”，要求何如璋书面道歉。若不相从，即中止谈判。一场论争，已演变到白热化。李鸿章对何如璋的作法大不为然，他在致总理衙门的《密议何如璋》函中说：“子峨（即何如璋）虽甚英敏，于交涉事情历练未深，锋芒稍重转至激生变端”等语，充分表明何如璋的积极态度，不但得不到本国政府的支持，相反地，竟因此而不容于“遇事曲从”的李鸿章，终于被撤职回国。何如璋使日经办的这件大事，虽然这样草草结束了，但后人评论他作为一个有头脑、有胆识的外交官，他那种不卑不亢、既重邦交又重国权的严正立场，是值得称道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是有恩于何如璋的，没有李鸿章力荐，他不可能获得使日的荣衔。但是，在对待琉球问题上，何如璋对自己的恩师没有逢迎迁就、俯首贴耳，相反地，却敢于坚持爱国立场，直言不讳，三番四次提出意见，甚至不惜丢掉乌纱帽。何如璋若无忠臣义士的气慨何能致此？然而，胆小怕事的李鸿章对何如璋的正确主张，不但不予支持反而诸多申斥，说他“出好兴戎，可为殷鉴”。

何如璋使日经办的第二件大事，是关于中日通商贸易问题。随着闭关自守局面的结束，我国已面临着种种新问题，其中之一即为中外通商问题。当时列强以炮舰政策，打开我国门户，为夺取商品市场，洋货汹涌而来，使我国的的利权遭受严重损失。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紧步列强后尘，其对华贸易，亦带有明显的侵略性质。何如璋到日本后，对此有深刻了解，于是他向清廷写了《奏陈务请力筹抵制疏》。他在疏中说明中外通商是必要的，但必须在通商中确保我之利权，并指出当时中外通商中存在的七个严重问题。例如他指出关税不能自主，对洋货只能抽百分之五的进口税，这是世界上最轻的税率。而本国货物却要缴纳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外商则租界免厘捐、内地只制半税。且皆纠合公司，本钜势强，进行垄断兼并，恣意掠夺，使坐贾行商纷纷败北。洋货充斥，国产日衰，金钱大量外流，民生因而刁敝等等。他竭力反对的是违背互利原则损害我国利益的不平等贸易。而且进一步呼吁：“涓涓不塞，将成江河，迨至势穷害极，强邻益逼，上无可筹之饷，下无可练之兵，后悔复奚及乎”！在这里他把不平等贸易的祸害和林则徐的禁烟主张相提并论，诚足发人深省。不久，他又写了《内地通商利害议》。这是专为日本要求与我内地通商而作的，“日本与我国立约在西人之后，其修好之初，意在联近交……而近年来，日人精神所注，乃专在内地通商，欲博取中土之财，以稍补西邻之失……如璋随时究察日本之求通内地，屡与西人一体均沾为言，而我国对日人实有不能强同者，盖有不宜轻许者五，有贻害极大者四”。何如璋在这里对我国与西洋和日本的贸易关系，主张采取有同有异的灵活措施，做到区别对待：“查日本出口皆不异中土之产，一也”；“此邦密迩近邻，取径捷而运费轻，若任其直输内地，则内地物产销路日穷，民生将日困，二也”；“日货一经输入内地，则彼省厘捐，品类虽同，而价值顿异，内地商人必至于败折，三也”；“外产多则内产减，税厘之入亦日微，是弊并于国计，四也”；“西人远隔重洋，虽互市久通，流寓尚少，今日本地近民贫，内地之禁一开，无论矣，五也”。他还指出“有贻害极大者。向来中东（中国与日本）商务，彼此输入大致相同，其后中国所来之药材、书纸等类，彼以崇尚西法屏弃不用，所输入者只蔗糖一种，岁仅值二百余万金，彼乃劝民广种，以杜其来，近年输出益广，乃增至五百万，相比之下，已入超彼国二百余万矣。若许其直输内地，来货日多，（入超）每岁当增至一千余万”。何如璋面对中日贸易大量入超的严重情况，内心十分关切焦急，虽然他对“商务茫然未悉”，又“身居局外”，但作为驻外使臣，赁他他对世界形势的接触了解，他愈来愈明白这种形势的紧迫性，“西人之借兵而求扩商务，因商务以取人财，比秦之割地，契丹之岁币，其操术尤为巧，贻害为尤深”，“用敢吁求坚持前议，力却要求，民生幸甚，天下幸甚”。由于何如璋披肝沥胆陈词，清朝廷才不允准日本在我国内地通商的请求。

1880年沙俄觊觎朝鲜，何如璋向清总署上《主持朝鲜外交议》。首先指出朝鲜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朝鲜一国居亚细亚要冲。其西北诸境，与吉奉毗连，为中国左臂。朝鲜存则外捍大洋，内拥黄海、成山、釜山之间，声援联络。故京沪数千里，海内直达，斯神京门户益固。而北洋一带，无单寒梗阻之忧。朝鲜若亡，则我之左臂遂断，藩篱尽撤，后患不可复言。泰西论者，皆谓朝鲜之在亚细亚，犹欧罗巴之土耳其，为形势之所必争”。接着指出朝鲜与我国的亲密关系，“自我大清龙兴东土，先定朝鲜，而后伐明。当康熙、乾隆朝，无事不以上闻，几不异内地郡县。其与越南之疏远、缅甸之偏僻，相去万万”。再指出朝鲜的当时危局，“至于今日，北有至强之俄罗斯与之为邻。盖俄自得桦大洲（库页岛）全岛，又经营黑龙江之东，屯戍图门江口。高屋建瓴，久有实逼此处之势。朝鲜危，则中国之势日亟”。当时朝鲜狃闭关自守旧习，仅与日本有通商往来。美、德、英、法诸国要求与朝鲜通商，均未允准。何如璋便提出以下挽救朝鲜危局的建议：“论中国今日之势，能于朝鲜设驻扎办事大臣，比蒙古、西藏之例，凡其内国之政治及外国之条约，皆由中国为之主持，庶外人不敢觊觎，斯为上策”。“不得已而思其次，莫若取俄国一国欲占之势，与天下万国互均而维持之，令朝鲜与美、德、英、法诸国通商之为善也”。但是朝鲜不熟悉外交，如果自行立约，可能会带来弊病，因此何如璋建议“速遣一干练明白、能悉外交利害之员，往朝鲜代为主持结约”。或者由清廷发布谕旨，“饬令朝鲜国王与他国结约，并饬其条约开端声明：兹朝鲜国奉中国政府命，愿与某国结约云云，则大义既明，屏藩自固”。总之，“朝鲜一土，今日锁港，明日必开；明日锁港，后日必开，万不能闭关也必矣！顾与其为他人威逼势劫，以成不公不平，所损实多之条约，则何如自中国急图之，以揽大权，以收后效。夫亚细亚诸小国衰微久矣。越南既割地与法，缅甸复受制于英。徼天之幸，朝鲜尚能瓦全。而固守旧习，执迷不悟，屡劝不悛。至于今日，悔于厥心，既有措手不及之叹。而当此形迫势切、间不容发之际，幸有一线生机。时会不可再来，安得不图所以补救。不胜忧闷屏营之至”。清总署于12月17日收到何如璋的《主持朝鲜外交议》后，发函征求李鸿章意见，李于22日答复。他称赞“与美结约”的建议为“权衡至当”。又称赞《外交议》“虑远思深，洵有卓识”。但不赞成“派员代为主持”、“饬令结盟”、“于条约内声明奉中国命”等办法，认为这会带来麻烦。

何如璋在力主朝鲜外交的同时，并没有忘记日本的侵略野心和战争的危险。例如在日本并吞琉球之后，有一次就因琉球问题而论及朝鲜：“朝鲜于日本积怨深怒，而日本束缚之，驰骤之，势必有一日启战争之局”。“日本今日来球矣，明日且及朝鲜，欲必未厌也，其势且将及我，苟兼并坐大，猛虎傅翼，殆将奋飞，未知吾他日终能胜之否？”从那时起，直到20世纪30至40年代的历史，完全证实了何如璋的预见和担忧。这说明何如璋是一位有远见的外交家。

何如璋在驻日期间，对国内的自强运动十分关心。大约在1880年下半年，他连续向总署上《与总署因俄事论练兵筹饷书》及《再与总署论练兵筹饷书》。书中强调“自今以往，无复有闭关之日，即无复有解甲之日”。大力呼吁“整军经武，急图自强”。他建议精练三十万陆军和六、七万海军，估计每年需银三千万两。他为朝廷设计了筹集经费的办法，除稽核田赋、清查耗羡、裁并兵勇等老一套以外，还提议依照“泰西国税之例，举民间用物之奢侈者重课其税，则进款必多”。他举例说明筹饷练兵必有成效，并表达其爱国情怀。“夫英、法之强，固非一朝一夕之故。而法之陆军、俄之水师，皆起于近岁。日本区区四岛，年来奋发有为，陆兵不过三万四千余人，海军不过四千二百余人，第以兵得一兵之用，论者既谓其得以自立。以我中国土地之大，物产之富，人民之众，若足兵足食，日臻富强，自不难居万国之首，使其俯首听命，咸就范围。如璋才识短浅，军国大事，尤不应妄议，顾念外侮日深，朝夕焦虑，缕缕愚忱，不揣冒味，谨以上达”。1981年7月，当何如璋在报纸上看到一篇西方人评论日本海军建设总体设想的文章后，觉得“其所陈情形甚为精确，而所论办法，中国整屯海军亦大有可采其意而用之者”，命人详加译录，呈送总署参考。

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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