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如璋曾送情报给日本人”之说，来源于：一、《环球时报》2005年2月18日第23版“史海钩沉”专栏中登载的张伟撰文《清首任驻日公使竟成间谍》。二、孔祥吉曾撰文《两封不该发出的信—叹何如璋之不慎失足》，发表于《光明日报》2004年3月23日。他又撰文《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新论》，发表于《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三、《人民政协报》及网上曾转载张伟的上述文章。以上这些文章都是依据孔祥吉与[日]村田雄二郎合著的《罕为人知道的中日结盟及其它》中第一节〈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的第三部分“惊人的新史料发现”（第24—29页）而作出的论述。（以下对孔祥吉的上述文著简称“孔文”）。 

        所谓“惊人的新史料发现”，是孔祥吉依据在日本外务档案馆查到的两封笔迹相同的密信，因第二封密信的日文朱笔注中有“何如璋”及“寓居”字样，便说是何如璋送给日本人的密信。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孔文”存在着诸多谬误处，引起社会上特别是史学界的严重关注，不予评驳，不能明是非，且事关一代人物之名节，必须正视听。因此，何如璋之孙何欢言、何恒封曾撰文《何如璋不是日本间谍—驳张伟〈清首任驻日公使竟成间谍〉及孔祥吉等著〈罕为人知道的中日结盟及其它〉》；曾留学日本十年的清华大学历史系刘晓峰副教授撰文《何如璋是否向日本人提供过情报—与孔祥吉先生商榷》发表于《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天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吴振清教授，曾组织文献学专业研究生认真研究讨论了孔文中的严重失误，并撰文《还爱国外交家本来面目—对何如璋的恶毒诽谤必须澄清》；何协赞撰文《剖析〈惊人的新史料发现〉》等。

      现将上述各篇论文的内容摘要综述如下：

（一）   我们将何如璋的亲笔字迹与“密信”的字迹对比，请专家鉴定后认为两种笔迹

不同，显然“密信”并非何如璋亲笔书写。

（二）   密信所用信笺的中缝下端印有“在清国日本公使馆”字样，是日本驻华使馆的

公用笺，供日本使馆有关人员专用。试问，何如璋为日本人提供情报，为何要一次次使用日本驻北京公使馆的信笺呢？

（三）   擅自改动字句，扭曲事实真相。两封密信的原文如下：

其一：李爵相鸿章，由上海三次五百里陈奏越南事件，原折系皇太后存留宫中，除军机大臣以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得以筹划商办外，其余臣工概不得与闻。漫云百余金，即数百金亦无从得其底稿，万难设法，有负委任，尚望原情格外。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主战者多，主和者少，至六部九卿科道等官，亦各有议论。如指定何人及如何立论，无从得知，不敢妄言。

 其二：前日周炳麟来访何侍读，炳麟盖在越南数日前归京者也。侍读问彼访西贡、河内、东京等之事，其所答不甚分明，亦无奇闻可称。炳麟又问侍读曰：琉球之事如何？侍读曰：议论纷扰，总要打仗而决已。昨日又有人来问越南事。侍读曰：吾闻似归和议，左中堂不要起行，李中堂上书，书中所言，吾亦不得听之云云。 

这两封密信反映的是日本在中法战争爆发前夕，设法在中国搜集到的情报。第一件密信的朱笔注是：“右者系支那之某官，致渡部书记的内报”，并未确指何如璋。孔文是根据第二件密信作出臆断的。第二密信说：“前日周炳麟来访何侍读”，“侍读向彼访西贡、河内、东京等事”，“昨日又有人来问越南事，侍读曰：吾闻似事归和议”。这显然不是何如璋自述的口气，也无自称官衔“何侍读”之理，明显是第三者书写的。那么这密信是何人写的呢？且看第二件密信的文后朱笔注：“右者为借寓何如璋氏寓所之井上生给渡部书记生等之内报也，所谓侍读是指何如璋”。这就清楚地说明了是井上生给渡部书记生的情报。但是，孔文却将这朱笔注擅改为：“右者，何如璋氏，经井上生致渡部书记生之内报，侍读者，乃何如璋自称”。删掉了“寓居”等字，凭空增一“经”字，又把对“何侍读”的解释，变成了“何如璋自称”。这密件的信笺中缝下端印有“在清国日本公使馆”字样，孔文中却改为“大清国日本公使馆”，把“在”字改为“大”字。把日本驻北京公使馆的用笺，变成了清朝驻日本公使馆的信纸。因何如璋曾任驻日公使，那么写在“大清国日本公使馆”的信笺上的文字，自然是何如璋所为了。其擅自改动字句、扭曲事实的目的，就是要使人认为这密信就是何如璋写的。 

（四）   井上生才是第二件密信的情报提供者.据刘晓峰教受考证：“井上生”真名楢原

陈政（1862—1900），又名井上陈政，中国名字叫陈子德，他是近代日本“中国通”中的著名人物，文人，日本间谍。1879年他16岁时，受日本大藏省之命到大清国驻日公使馆研习汉学，实则是日本人安插在何如璋身边的情报员。当时由何如璋的日本好友得能良介（日本大藏省造币局长）向何介绍时谎称，其甥楢原陈政“不容于继母”，请抚育之。1882年何如璋归国时，楢原陈政又由日本大藏省派遣，随何如璋继续学习汉学。孔祥吉在日本外务省发现的两封信，发出的时间在光绪九年（1883）上半年，在日本外务省档案馆中排于是1883年7月8—9日之间，其时楢原陈政正在何如璋身边学习中国的制度掌故。孔文所述第二封密信的内容就是楢原陈政在何如璋寓所刺探到的情报。1883年冬何如璋走水路到福建任船政大臣时，楢原陈政却别有用心，不再跟着何如璋，而是走陆路，沿途搜集情报。当他到达福建马尾与何如璋会合后，目睹了1884年8月中法马江海战大清国的战败惨状。这时，何如璋以戴罪之身已无力再照顾陈政，只好介绍他去杭州师从清末大儒俞樾（曲园）。1890年俞樾七十寿辰时，楢原陈政编撰了《曲园自选诗》在东京博文馆出版。他还邀集了几十位日本学者为纪念俞曲园七十寿辰写作诗文，编辑成集，即是编入《春在堂全书》中的《东海投桃集》。楢原陈政到中国先后历时6年，曾化装成中国人，化名陈子德，走遍河北、山东、广东等12个省，收集中国各类情报，著成《禹城通纂》上下册，分政体、财政、兵备等12部分共2千余页，还写成《中国制纸法》等书在日本出版。1891年楢原陈政随伊藤博文再度来华，归国后向日本政府递呈了《清国商况视察复命书》。1895年4月17日在日本，中日全权使臣举行中日甲午战争最后一次谈判时，日方代表7人中，楢原陈政赫然在座，已是处理中日关系的核心人物。1900他38岁时，死于义和团运动的炮火中，时任日本驻北京公使馆二等书记官。何如璋对于楢原陈政，先于公馆抚养之，后带他回国教育之，实有养育之恩。因此，楢原陈政在日本驻北京使馆任职期间，曾专程南下广东大埔，凭吊已逝世的何如璋，“伏诣墓门，涕淚横流”，并出资在何如璋墓前建二座石狮。

从楢原陈政与何如璋的密切关系看来，第二封密信朱笔注“右者为借寓何如璋氏寓所

之井上生给渡部书记生等之内报也，所谓侍读是指何如璋”，这就说明此情报来源就是楢原陈政。何如璋对身边的日本人“井上生”完全没有警惕性，致使日本情报人员有可乘之机，只能说他的保密意识不强。总之，“孔文”利用日本外务省档案馆所藏两封信件，认定何如璋向日本人提供情报的说法不能成立。

（五）   两封密信不是同一情报源，第一封密信的朱笔注是“右者为支那之某官致渡部

书记生之内报”，第二封密信的朱笔注却是“井上生给渡部书记生等之内报”，这就明显说明了提供情报者不是同一个人。但是两封密信的笔迹为什么会相同呢？合理的解释是渡部书记生收到情报后，交给其下属统一抄写于“在清国日本公使馆”的用笺上，再呈送日本外务省的。这是公文，怎能说是何如璋的“亲笔密信”？“孔文”根据第一封密信中的“漫云百余金，即数百金亦无从得其底稿，尚望原情格外”，就说何如璋收受了日本人的百余金，真是太武断了。

（六）   凡当间谍者都是不顾国家利益，只求私利、贪得无厌的人。而何如璋则恰恰相

反，是处处为国家着想、为官清廉的人。他在任驻日公使期间，虽身居异域而常怀赤子之心，每见外人有不利于我国的举措，即频频上书力陈建议，期挽危局。这些事不在他的职权范围内，可以不过问。但由于他有一颗强烈的爱国心，驱使他这样做。正如他在《再与总署论练兵筹饷书》中写的：“如璋才识短浅，军国大事尤不应妄议。顾念外侮日深，朝夕焦虑，缕缕愚忱，谨以上达”。他在驻日期间，曾向清朝廷及总署上书十余次。而且何如璋也是清廉的，是一个既爱国又清廉的人，怎会成为日本间谍呢？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孔祥吉的“惊人的新史料发现”，实是惊人的擅改字句、扭曲事实进行诽谤的天大谎言。张伟则利用孔文作进一步加工发挥，将恶毒的政治帽子“间谍”、“汉奸”强加在一个爱国外交家身上。其目的无非是想搞轰动效应。然而，假的不能乱真，捏造诽谤终究要露出马脚。何如璋之孙在2005年9月26日向《环球时报》编辑部发出《何如璋不是日本间谍—评张伟〈清首驻日公使竟成间谍〉及孔祥吉等著〈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它〉》一文后，该报编辑请张伟回信答复，张自知理亏，至今不敢回信，这就说明他们是默默地认错了。时至今日，已过一年了，诽谤何如璋曾送情报给日本人之说，可以说已经得到澄清。（2006年10月9日）

（作者通讯地址：广东省大埔县湖寮镇双坑村何欢言    邮  编：514200    电  话：0753—5597996）